發布時間：2014-06-07|發布者: 大連鹽化集團|欄目：歷代鹽業
鹽業的熱約束
（2014年02月14日《能源》文|王守謙 王冰冰—作者系河南師范大學教授）
早期鹽業多以柴薪為燃料取熱煎鹽，即俗語所云“辦鹽柴為本”，但隨著柴價日貴，其他熱源紛紛登場，推動鹽業的發展。
1937年10月4日，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接到行政院長蔣介石的一紙命令，要他立即處理西南邊陲的一起普通糾紛——兩個月前，云南元永鹽場的灶戶聯名上書南京，控告當地鹽務官員強制其改變就地采薪煎鹽的傳統，將鹵水輸送至“一平浪”鹽場以煤煎鹽。
這樣的小事能夠繞過抗戰軍務“上達天聽”，顯然說明它已不僅僅是產鹽地區的“民生”，而是牽涉抗戰大后方經濟的“國計”。
移鹵就煤這樣的技術細節能在特定條件下造成地方性管治危機，與鹽業對熱能的極度依賴有關。其依賴程度越深，從鹽業生產方式到社會穩定的鏈式反應就越強烈。就鹽業史來看，無論是產自天津長蘆至廣東沿海一線的海鹽，還是北部內陸的池鹽與川滇兩省的井鹽，熱能供應都是約束其產量、質量、價格和行銷范圍的重要因素。
由于這些地區多半賴鹽為業，當地民生和財政自然隨著采熱煎鹽的成本浮動而有所改善或者惡化。
“辦鹽柴為本”
早期鹽業多以柴薪為燃料取熱煎鹽，即俗語所云“辦鹽柴為本”。為了盡可能節省燃料成本，灶戶必須將鹽場設在接近山林或葦蕩的位置。一旦采伐過重過久，灶戶自然也需要隨之遷轉，從而與遷入地的同行發生齟齬。
明永樂二年（1404），四川永通縣的灶戶經由鹽課司上書戶部，聲稱當地“去山遠，難得薪”，當年僅產鹽83730斤，而附近的犍為縣“福泉、保通二井”由于“水堿薪便，一歲可得鹽十萬余斤”，希望將鹽場遷至該處，“就彼開煎”。犍為縣灶戶獲知朝廷下旨允準后，群起上書反對。兩地自此交章爭持，矛盾不斷。
煎鹽燃料不僅會造成鹽戶與同行的齟齬，而且也是鹽業管理機關與其他衙門利益沖突的根源之一。在一些海濱鹽場，稱為“牢盆”的煎鹽大鍋需要大量葦蕩作為燃料。灶戶“列灶燃薪，多者十二三眼，少者七八眼”。如果葦蕩淹沒或被墾為農田，鹽業生產也將無以為繼。
萬歷三十三年（1605），一份來自督理兩淮鹽課御史喬應甲的奏折發往京城，內容是敦請朝廷關注當地葦蕩屢被開墾的情況，查辦相關衙門管理不力的責任。在呈給朝廷的奏折中，喬不無焦慮地寫道，當地本有一條范公堤將“糧田”和“蕩田”分隔東西，種糧農民不得墾種葦蕩之地。但“不知起自何年、何人，私行開墾。初則數畝，漸至數頃。而今什百千萬，不可計數矣”。
他指責分管田賦的“不肖”官吏支持了當地農民對蕩田的開墾，目的在于“貪富豪三厘之租”。為避免“鹽辦于灶，灶依于場；場之既去，草從何生？草既不生，鹽從何出”的產業困境，支持墾荒的地方官理應為此付出政治代價。
煎鹽對燃料的消耗是極其驚人的。乾隆《兩廣鹽法志》記載，鹵水一貫被業鹽者視為“鹽之精液”，但要“瀝鹵上鍋，用柴草煎煮五六時”，方可成為能夠對外發售的熟鹽。據學者劉正剛推算，在明清時期的廣東，鹽丁用鐵鍋煎煮熟鹽，每斤需柴草五斤左右，用竹鍋煮鹽，每斤耗柴草約三斤。若無充分的燃料保障，再高明的灶戶也難免束手。
在賴鹽為業的地區，柴薪采集造成童山濯濯的例子并不鮮見。川滇兩省素稱井鹽要地，熱能危機迫使地方官主動介入當地生態系統，以維持煎鹽燃料的供應。乾隆年間，擔任云南瑯鹽井鹽課提舉的沈鼐上奏清廷，稱當地燃料告急，“不惟樹木砍伐一空，且將樹根挖掘殆盡”。一些灶戶被迫增加工本，向他處購買煮鹽柴薪，經營“不免拮據”。他希望皇帝允準業鹽者就近種樹，以備日后樵采之用。
煤炭的興起
熱能約束可能使煎鹽的灶戶舉步維艱，卻讓附近的煤炭業者異軍突起。清代官員嚴如熤在《三省邊防備覽》一書中寫道：四川“開縣熬鹽舊用柴薪，老林漸遠，取柴甚難”，直接催生了附近煤業鏈條的出現。
自從鹽場十里內外出現煤窯之后，煤戶用四輪小車把煤炭推到河畔，再由小船載運至鹽井附近。“井廠所用夫匠、水陸運煤及商販背運之人，井旺時日以萬計”。開縣原以鹽業、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由此改變，煤炭采運在當地稅賦和貿易構成中的重要性逐漸與鹽業比肩。
大寧和犍為兩縣同樣如此。白龍泉是當地主要鹽泉之一，“燒灶三百三十六座，均燃以柴”。由于鹽泉“逼近老林，薪柴甚便”，“常有各省流民一二萬在彼砍柴，以供大寧鹽井之用”，“大寧商人不須大有工本，亦能開設也”。
盡管后來薪柴不濟，但“譚家墩口出有煤洞，煤載小舟，順流而下，更為便當”。《光緒大寧縣志》也載，該縣鹽場附近后山一帶，原來“菁密林深”，取薪甚便。后來由于人口稠密，采伐過重，這一燃料基地逐漸成了濯濯童山，“由是改燒煤炭”。“（煤炭）產東、西兩溪者，附場最近，專為煮鹽之用，歲值巨萬”。
《嘉慶犍為縣志》也記載了該縣煤業因鹽而興的情況：當地鹽民對煤炭極為依賴，但此前開采并不積極，產量也很有限。隨著犍為縣五通橋一帶“鹽泉大旺”，日需燃煤“數十萬斤”，煤炭采運逐漸發達起來。從鹽場至河口，“袤延百里，愈掘愈旺，水運陸負，日活數萬人，為利甚溥”。
在大清帝國的官方文書中，常有因鹽價高企而導致民眾被迫“淡食”乃至叛亂的記載。作為地方官，嚴如熤自然明白燃料對于鹽業和鹽價穩定的重要意義。他不無欣慰地寫道，四川“凡產鹽之處未有不產煤者，水火相濟，天所以育群生也。”
煎鹽熱源的置換，使鹽的行銷范圍也有所變化。薪柴獲得不易，故用薪灶戶的煎鹽成本和鹽價要高于用煤灶戶，銷路也比后者要差。《光緒大寧縣志》載，“柴鹽價倍于炭鹽，故巫、巴各口多系配運炭鹽，而柴鹽只行本境及陜、楚各山販”。不過，煎鹽熱源驟然由薪變煤，讓舊習難改的灶戶很不適應。大寧縣“向來煮鹽，皆系燃薪，故色白而味美”，改燒煤炭后“所產之鹽，色味稍減”。
由于并不是每個鹽產地都有煤炭或與煤產地毗鄰，業鹽者往往需要變更生產方式或者選擇其他替代性熱源，以便盡可能降低制鹽成本。前述云南省元永鹽場之所以聚眾向南京政府請愿，就是因為當地山勢陡峭，架設枧道、移鹵就煤的成本過高，要求官方承擔修路責任，將煤炭運至鹽場附近即“移煤就鹵”。
太陽能和生鹽
最先擺脫薪炭依賴、尋求自然熱源的，是東南海鹽產區。學者劉淼研究表明，早在十五世紀的明代，燃料缺乏已成為當地鹽業生產的突出問題。“一方面由于‘海勢東遷’，海水中的鹽分降低，從而加大了對燃料的需求；另一方面，原有的瀕海草蕩地也因“海勢東遷”的影響，大部分被開墾為熟田地，這樣，傳統的煎鹽法遂向曬鹽制法移行”。太陽能因此成為東南沿海鹽場的主要熱源。
據《明實錄》記載，早在明初永樂年間，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管轄下的仁和鹽場即上書戶部，自陳“江潮沖激”使原在江畔“曬土烹煎”的茶槽倉、中倉、褚經倉、錢塘倉無法維持，要求將“沙地寬廣”、易于曬鹽的許村場撥給本場，“立灶開煎”。
明代官員徐光啟在其著作中詳細陳述了改煎為曬的好處。他認為，江淮一帶民居日多，原來用于煎鹽的葦蕩多被居民作為生活燃料填入灶膛，海岸退縮后的鹽灘也被墾為稻田。當地灶戶若能改煎為曬，“不用煎熬，所省柴薪無數”，制鹽成本自然有所下降，“江淮浙直民灶，咸被其利”。
在徐光啟看來，因此受益的不僅僅是當地灶戶，還有食鹽民眾。因為過去鹽價“每引不過三四錢，近時貴至一兩之外，此何故?為薪貴也。今不用柴薪，又免煎煮，鹽價可減三分之二；即不然，亦當減半矣”。
在明代手工業巨著《天工開物》一書中，作者宋應星單辟“作咸”一章，詳細記述了以日光曬鹽的技術細節。他列舉了“潮墩”（即海濱地勢較高處）、“草蕩”（即海濱地勢較低處）等三種鹽田的引水曬鹽法，稱當地鹽業“功在晴霽，若淫雨連旬，則謂之鹽荒”。
事實上，在淮揚一帶還有單靠日曬自然成鹽的制鹽法，其成品呼為“大曬鹽”，不必煎煉，掃起即食。
按照清代《兩廣鹽法志》的說法，海鹽有生鹽、熟鹽之分，生鹽以曬而成，熟鹽則以煮而成。當地最初以后者所占比重為大，但時至清代中期，即因煎鹽燃料難以為繼而輕重互易。兩廣總督李侍堯曾上書乾隆皇帝，解釋“近來生鹽尚屬充裕，而熟鹽往往不敷配運”的原因。他說：“臣查察情形，實緣近場地方柴薪日少，而遠赴購買必須多備資本，貧灶無力備辦，每致停煎，因而出產日絀。”因缺乏燃料，雙恩、電茂、博茂、茂暉四場原產熟鹽，因“柴薪昂貴，難以煎熬，改曬生鹽”。
隨著明代以后江淮和嶺南一帶生齒日繁、灘地放墾的步伐不斷加快，可用于煎鹽的山林葦蕩面積也不斷縮減。告別薪炭煎鹽，改用日光曬鹽，逐漸成為清代以來南方各地鹽場的主要工藝。
《嘉慶澄海縣志》記載，“鹽生于潮，成于日……瀕海居民筑沙坦成鹽田，四周以溝，引潮于內。曬既干，起沙而爬（耙）之使松”，再以潮水漫灌，“既溉之復曬之，至于再三，則即沙是鹽”，然后加以淋水制鹵。取鹵曬之，不久即可“凝而為鹽，色白如雪”。
不過，南方多雨，日光強弱也會影響鹽的質量和產量。“鹽之盈縮，系乎雨陽”。“晴久得鹽多，雨久得鹽少”。“夏秋日長而烈，每日成鹽二石許。冬春日短而微，每日成鹽石許”。清代廣東學者屈大均也對家鄉曬鹽法有所記載：“晴則陽氣升，而鹽厚”，八九日即可收鹽。“雨則陽氣降，沙淡而鹽散，半月之功盡棄矣”。
在福建莆田，曬鹽法出現很早。鹽戶引海水入溜井，用斷瓷鋪成丘盤，“運井中水傾注盤中，遇烈日，一夫之力可曬鹽二百斤”，“大省柴薪之費”，可惜“不能嘗（常）得日也”。浙江省海鹽縣自古即為江南主要鹽產地之一，并因鹽得名。當地盛夏陽光較強，鹽民只需二日或三日即可曬鹵成鹽，秋冬則需四日“曬力方足”。冬季若有西北風，效果“尤勝日曬也”。
地熱先驅
除了太陽能，地熱也是中國傳統鹽業擺脫柴薪依賴的主要選項，井鹽產地尤甚。四川多山，交通不便，運煤煎鹽自然要受到地形制約。好在該地區地熱資源豐富，使當地井鹽灶戶在柴薪貧乏的情況下得以維系生計。
據《天工開物·作咸》記載，四川“西川有火井，事奇甚”。井水雖然“絕無火氣”，但只要將長竹剖開去節，插入井底，“其上曲接，以口緊對釜臍”，將鹵水注入釜中，便可“見火意烘烘，水即滾沸”，但竹筒內卻無焦痕。作者宋應星因此感嘆說，“未見火形而用火神，此世間大奇事也”。由于地熱煎鹽不見灶火，不少鹽民多借此私煎謀利，免納灶稅。“凡川滇鹽井，逃課掩蓋至易，不可窮詰”。
不過，鹽井與“火井”并不是總是重疊或者相距較近的。如果相距較遠，就要以枧路輸運。在四川富順，丘垱地區的鹽井距離“火井”十余里，沿途有高山河流。“運輸井鹵，均用人挑，山路崎嶇，極感困難”。若是雇人搬運，成本太高，“且不足以濟火”。鹽民遂用大斑竹或者楠竹，打通竹節，首尾相連，“外用細麻油灰纏縛”，修成運送鹵水的枧道，翻山越嶺，以便就“熱”煎鹽。但是，由于“枧路所經之道，無論天上地下，俱系重價租佃，否則地主不準過也”。
無論是以薪炭煎鹽，還是使用陽光等替代性能源，其技術原理都是蒸發鹵水，然后收集結晶的鹽分。在山西解州和寧夏一帶，鹽民多借助高緯度地區的日照條件和來自北部的強風加工池鹽，然后分別就近行銷晉豫兩省和北疆邊鎮。
春天到來時，他們將鹽度較高的池水引入挖好的畦壟，由其自行淤積沉淀為鹽脈。等到夏秋時節，風大日強，一天即可結為鹽粒，名為“顆鹽”。就鹽業史來看，這種方法雖然成本較小，但因為規模和產量有限，始終沒有在傳統鹽業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，熱能供應依舊是帝國時代的鹽業鏈條中最為脆弱的環節之一。
在明代學者徐光啟看來，近世鹽業對陽光、地熱和風能的應用可謂利弊兼有。他認為，天津長蘆之鹽能行銷于“官舫漕船”，閩粵之鹽散布江西，四川井鹽遍銷湖廣，都是因為或借風結晶，或以日曬鹽，或用火井煎熬，“皆不用薪”而價格較低的緣故。換句話說，新式能源的應用至少部分造成了私鹽跨省猖獗的問題。如果各省都能效仿，各地鹽價持平，“則越境私販，將不禁而自止”。